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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 汉语语境下双重编码理论适用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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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7-2017 02:54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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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小川,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讲师

闫岩,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全文信息

本文原刊于《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10期

本项目为武汉大学青年学术团队“新媒体与新社会化”项目阶段性成果

文献综述

双重编码理论(dual coding theory, DCT)认为,人的认知系统是由两套编码组成的,分别为言语编码和非言语编码,其各自对应的基本表征单元分别为词元和象元。两套编码之间存在三种系统运作方式,分别为表征式,指外界信息直接激发言语/非言语编码系统内的基本词元/象元的信息处理活动的方式;联合式,指在单一编码系统内部词元/象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的方式;参照式,指言语系统和非言语系统之间相互激发、互动、关联的运作方式 。两套编码系统之间既独立运作,又相互影响。所谓独立运作,是指两个系统都可以在另一系统不被激发的情况下单独处理外界信息;同时也意味着两个系统可以同时被激发而互不影响的平行运作。这种理论解释直接支持了DCT的第一个核心假说——加和效应假说。这一假说主要用来解释具体性优势现象。

所谓具体性优势,是指人们对具体词汇的记忆准确率远远高于抽象词汇的现象。Paivio和Csapo 的经典实验表明,实验对象对实验材料的记忆准确率从图片到具体词汇再到抽象词汇递减。具体词汇的回忆效果之所以要优于抽象词汇,是因为具体性词汇具有直接的感知对应物, 而抽象词汇则主要依赖于与其他言语单位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此,人们对具体性词汇的处理往往自发伴随着对非言语性情境的唤起,进而激发言语系统与非言语系统之间的互动。在人们试图进行回忆时,多种思维线索同样提高了回忆可能性。相反,对于抽象词汇而言,多数抽象词汇的定义和限定是由另外的抽象词汇完成的。例如,“真理”被定义为“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汇率”被定义“不同货币单位之间的兑换”。这些以抽象词汇定义抽象词汇的方式意味着,大部分抽象词汇在被处理时往往只能激发相关的抽象性言语编码。单一编码体系造成的较少数量的思维线索难以与具体性词汇匹敌。因此,DCT认为,具体性的词汇之所以比抽象词汇记忆的更准确,是因为前者是通过言语和非言语两套编码系统来处理的,而后者多数是通过言语编码系统来单独处理的。这种具体性优势在英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保加利亚语等拼音语境下都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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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假设

然而,DCT的理论假设和扩展应用多以拼音文字为研究对象,其在汉语语境下的适用性存在诸多限制条件。如张钦、张必隐 发现,汉语双字词的具体性优势受词频影响,具体词的辨识率仅在低频词中具有显著优势;Shen 发现,在拼音语境中具有普遍效果的联想式编码模式仅适用于汉语中的抽象词汇而非具体词汇。

本研究借鉴了Paivio和Csapo 的经典设计,使研究对象观看具体程度不同的字或词(具体 vs. 抽象),并在不同的记忆时间点上(即时记忆 vs. 延时记忆)进行自由记忆。研究首先通过实验1和实验2检验DCT具体性优势在汉语语境下的适用程度:

实验1:普通字组

研究假设1a:汉语中具体字比抽象字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1b:字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

实验2:普通词组


研究假设2a:汉语中具体词比抽象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2b: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

在英文环境下进行的一些实验中,研究者提及了对音形接近性的控制,却没有将这一因素作为自变量加以测量。这部分是由于英语词汇的基本结构为单词,且类似于hoo-doo(这类由发音和字形都比较接近的两部分组合成词的现象比较少见。汉语则截然不同,不仅包括大量音近形近词,如“鸳鸯”、“蟾蜍”、“踟蹰”等,还包括大量音近形异词,如“曲奇”、“机器”、“装潢”等,和形近音异字词,如“蜈蚣”、“邂逅”、“遭遇”等。基于DCT,研究通过实验3、实验4和实验5检验音近性和/或形近性对记忆效果的影响。

实验3:音近形异词组

研究假设3a:汉语中具体词比抽象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3b:汉语中音近形异词比普通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3c: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

实验4:形近音异词组研究假设4a:汉语中具体词比抽象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4b:汉语中形近音异词比普通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4c: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

实验5:形近音近词组

研究假设5a:汉语中具体词比抽象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5b:汉语中形近音近词比普通词的记忆效果好。


研究假设5c: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

实验方法和实验结果

(一)前测

研究首先进行了五组前测,以遴选熟悉度相似而可想象程度相异的实验材料。共300名某本科院校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分别被随机分配在五个前测组中,每组60人。这五个前测组分别为普通字组,普通词组,音近形异词组,形近音异词组,和音近形近词组。

1. 前测材料遴选和前测量表

先前研究表明,对实验材料的熟悉程度(字频/词频)显著影响记忆效果,因此,对普通词汇的初选便严格控制了字频和词频。本研究依据1986年版《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甄选出144个普通字和144个普通词,并将其频率分别控制在.07999~.39999和.0100~.0800 之间。这两个频率段分别代表了汉语最常用的8000字和8000词。但鉴于该字典的版本过旧,故在前测中对这144个字的熟悉程度进一步加以测试。音近形异词组、形近音异词组和音近形近词组的144个候选词汇则均选自黄志华的《双声叠韵词例》。由于这类词的总量较少,因此无法像普通词汇那样在初选阶段就对词频加以严格控制,只能依赖前测数据控制其熟悉程度。五组实验对象被要求在语义差别量表上评价每个字/词的熟悉程度(1=最不熟悉,7=最熟悉)。

因为可想象程度是影响记忆效果的最重要,乃至是唯一的要素,前测目的之二就在于遴选可想象程度不同的词汇,以组成正式实验中的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组别。实验对象被要求在语义差别量表上评价每个字/词的可想象程度(1=可想象程度最低,7=可想象程度最高)。

2. 前测数据分析

每组中所有的被测词首先按熟悉程度排序,排除熟悉度最高和最低的10%,并在剩下的80%中分别选取可想象程度最高和最低的字/词,对应划归为具体字/词组别和抽象字/词组别。


有个别通常意义上的具体字/词所获得的可想象度评级低于平均值(如“根”、“舢板”),个别通常意义上的抽象字/词所获得的可想象程度高于平均值(如“死”,“报告”,“葱茏”)。这类字/词均被——一一被排除,由其他字/词按可想象程度顺次递补。这一操作旨在将熟悉程度控制在特定范围内,并最大限度的区别具体字和抽象字。

实验1“普通字组”含72个字,包括36个具体字和36个抽象字;实验 2“普通词组”含72个词,包括36个具体词和36个抽象词;实验3“音近词—普通词组”含80个词,包括音近具体词、音近抽象词、普通具体词和普通抽象词各20个。其中,40个普通词是从实验2的72个词中选择与音近词组熟悉程度相近的普通词组成,以控制熟悉程度这一变量;实验4“形近词——普通词组”和实验5“音近形近词——普通词组”各含80个词,按与实验3相似的方式分类,并采用与实验3同样的40个普通词。每组实验均有90名不同的被试。被试者均为某本科院校大三和大四年级学生,与前测对象来自同样的抽样库。每组实验均为被试内设计

(二)实验1

1.实验对象和实验设计

实验1是一个2(具体程度:具体vs. 抽象) X2(记忆时间:即时记忆 vs. 延时记忆)的被试内因子实验。

2.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包含36个具体字和36个抽象字。根据前测结果,其熟悉程度在m=4.97~6.37之间。具体字组别的可想象程度(m=5.79)显著高于抽象字组别(m=4.02)。具体字和抽象字随机排列,记为顺序1。每个字与前后三个字之间不构成有意义的单位(如“连边车识”)。将顺序1翻转,得到顺序2。

3.实验过程

实验对象15~20个左右为一组进入实验场地。研究者随机安排实验材料的播放顺序(顺序1或顺序2)。实验对象阅读同意书中关于实验目的、实验流程和注意事项的说明后,在同意书上签名,而后开始实验。

研究者通过遥控演示器开始播放幻灯片。幻灯片上每出现一个字,被试便在《字词记录表》的对应编号上记录下这个字。72个字播放完毕后,《字词记录表》被收集上来。实验对象随即被要求在下发的《即时回忆表》上尽量回忆刚刚看到的字。整个回忆过程不受打断。实验对象表示回忆完成后,将《即时回忆表》上交。


随后,实验对象观看一段5分钟的英文短片。选择英文短片的目的是尽量保证短片内容不涉及汉语词汇,从而减少短片本身对延时记忆效果的影响。短片播放结束后,实验对象被要求在下发的《延时回忆表》上再次回忆所看到的72个字。

4.实验结果

实验1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81个(N=81)。由于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关系,每个顺序中前四和后四个字被排除在外,分别包括两个具体字和两个抽象字。最后,66个字被列入最后的记忆对象,包括33个具体字和33个抽象字。每个实验对象能够正确记忆的具体字或抽象字的数量除以33即得到记忆率。

研究假设1a认为,汉字的具体程度影响记忆效果。两组配对样本t检验支持了假设1a。这表明,DCT的具体性优势假说在汉语语境下能够成立,并且在延时回忆中更为明显。

研究假设1b认为,汉字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三组配对样本t检验支持了假设1b。

除此以外,在对词汇记忆率进行计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在即时记忆任务中,许多实验对象出现了自行组词和自行分类的情况。在他们写下的记忆词汇中能明显观察到将类似的字,如“河海油”,“口目眼心”,“日月”,“红白”等分组记忆的现象。这表明实验对象有意识地将汉字组成具有意义的结构来组织记忆。而这种结构性记忆法能够较大幅度的提升汉语的短期记忆效果。

第二,这种自己组词的情况在延时记忆时明显增多,且呈现为两种现象:有的实验对象能够牢记即时记忆情境下自己的组词情况,并且在延时记忆中按同样的组合记忆出来;有的实验对象则在延时记忆时首次出现自己组词的现象。最常见的是将抽象字组合为具象词的记忆法,如组合为“军队”、“车队”、“军车”、 “日月”、“日期”、 “全国”、“全身”、“报国”等等;还出现了谐音记忆的情况,如“包报”、“对队”、“白连”、“连花”、“代路”、“工场”等。这表明,经过5分钟的干扰信息之后,研究对象对先前处理的信息加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整理和归类,以方便联想和记忆。

这类现象在DCT英文语境的研究中尚无汇报,故本文的发现可能代表着一种拓展:拼音语境下的DCT理论往往仅讨论单个字的记忆效果,但在汉语语境下这种归类结构记忆方式可能表明:象形文字所呈现的具体性优势或许不仅仅来自DCT理论所假设的文字的可想象程度,还有可能源自文字本身能够与其他文字结合生义的组合性。


(三)实验2

1.实验材料与实验设计

实验2使用了与实验1完全相同的实验设计、实验对象和实验步骤,只是将实验材料替换为72个词。实验材料包含了36个具体词和36个抽象词,根据前测结果,其熟悉程度在m=4.53~6.05之间。具体词的可想象程度(m=5.37)显著高于抽象词组别(m=3.69)。每个顺序中前四和后四个词同样被排除在外。最后,33个具体词和33个抽象词被列为有效记忆对象,实验2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85个(N=85)。

2. 实验结果

研究假设2a认为具体程度影响记忆效果。两组配对样本t检验支持了假设2a。DCT中的具体性优势在汉语语境下对词汇也是成立的。

研究假设2b认为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这一假设没有得到支持。这一结果与先前拼音文字语境下的研究截然不同:绝大多数英文语境下的研究都支持了记忆衰减效果,但本研究中,实验对象对普通汉语词汇的记忆在5分钟的干扰信息后则呈持平状态。

此外,词语记忆方面同样出现了研究对象自行分类的情况,如,将“孩子”、“屋子”、“房子”、“女儿”、“女人”、 “家庭”等归为一类,或者将“基础”、“实践”、“理论”、“根据”、“认识”、“意识”等组合起来记忆。如果说象形文字本身能够与其他文字结合生义的组合性是汉语的独特优势,那么,对词汇本身进行归类记忆法并不是汉语语境中独有的,却未在其他的DCT研究中得到过汇报。然而,这一观察并不能表明,是这种(拼音语境中未得到汇报的)归类记忆方式解释了记忆的无衰减现象。后续研究当进一步跟进解释。

(四)实验3

1. 实验材料与实验设计

实验3关注词的音近性对记忆效果的影响。这是一个2(具体程度:具体vs. 抽象)×X2(音近性:音近词 vs. 普通词) ×X2(记忆时间:即时记忆 vs. 延时记忆)的被试内因子实验。实验步骤与实验1完全相同,只是将实验材料替换为80个词,包括具体音近词、抽象音近词、具体普通词、抽象普通词等四组。最后,72个词被列入有效记忆对象。实验3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87个(N=87)。


2.实验结果

研究假设3a认为词的具体程度影响记忆效果。这一结论通过四组配对样本t检验得到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音近性对抽象词汇的记忆具有提升作用,从而缩短了具体词汇和抽象词汇之间原本显著的差值。这一推测在假设3b中得到了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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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汉语词语具体程度、音近程度和记忆时间交互影响下的平均记忆率

研究假设3b认为,音近性能正面影响记忆效果。音近性对抽象词记忆产生正面效应,而对具体词记忆则产生负面效应。

此前DCT研究中发现的其他变量,如熟悉程度、语境可用性等,对记忆效果的影响都是同向的,鲜有类似音近性的这种交互作用要素得到汇报,因而,本文对音近性这一影响的解释并无前例可循。

研究假设3c认为,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这一结果一方面支持了实验研究假设2c的发现,即,汉语语境中大部分的词汇并没有出现记忆衰减;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某种令人费解的混合结果:一方面,研究假设2b的结果表明,抽象普通词汇没有出现记忆衰减现象;另一方面,研究假设3b的结果表明,音近性对抽象词汇的记忆有正面效果。然而,在这一正面提升效果下,抽象音近词反而出现了记忆衰减。


(五)实验4

1. 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

实验4关注词的形近性对记忆效果的影响。实验4使用了与实验3完全相同实验步骤。实验中的80个词分为具体形近词、抽象形近词、具体普通词、抽象普通词四组。最后,72个词字被列入有效记忆对象。实验4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84个(N=84)。

2. 实验结果

研究假设4a认为具体程度影响记忆效果,这一假设通过四组配对样本t检验得到了部分支持:形近性影响了延时记忆,将存在于普通具体词和抽象词之间的具体性优势抵消了。接下来问题是,这一影响究竟是通过加快具体词的衰减度还是减缓抽象词的衰减度实现的?亦或两者同时作用的结果?这需要结合研究假设4b来回答。

研究假设4b认为,形近性能正面影响记忆效果。这一结果重复了研究假设3b所发现的模式——音近性对抽象词记忆产生正面效应,而对具体词记忆则产生负面效应。这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前文的推测:抽象词本身可用的记忆线索有限,因而形近性起到了线索加和的作用;而具体词本身的可用线索较多,字形上的相似性反而需要占用更多的资源加以辨识,从而起到了负面作用。

这一结果同时回答了研究假设4a留下来的问题:形近性对具体性优势的削减作用是通过对具体形近词的负面作用和对抽象形近词的正面作用实现的,这种影响拉近了在普通词汇组中出现的具体性——抽象性的记忆差距,呈现出如4a所示的具体性优势的消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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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汉语词语具体程度、形近程度和记忆时间交互影响下的平均记忆率

研究假设4c认为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这一结果再次重复了研究假设3c的发现,表明形近性和音近性在对汉字记忆率的影响方面具有某些共性:形近性一方面能够提高抽象词汇的记忆率,使其在即时记忆和延时记忆两个方面都高于普通词汇;但另一方面,形近性带来的加持效果不能抵消抽象性本身的衰减力。当抽象普通词汇由于初始的较低记忆率而遭遇地板效应无法体现出衰减效果时,形近性对抽象性词汇的正面影响提高了可供衰减的空间。一旦抽象词汇的衰减开始呈现时,其衰减力大于形近性带来的提升力,并最终呈现为抽象形近词的显著衰减这一现象。

(六) 实验5

1. 实验材料和实验设计

实验5关注词的音近形近性对记忆效果的影响。最后,72个词字被列入有效记忆对象。实验5最终收集到有效数据90个(N=90)。

2. 实验结果

研究假设5a认为具体程度影响记忆效果,这一假设仅在普通词汇组得到了支持。这一结果表明,汉字字音和字形的接近性显著影响了记忆效果。后文研究假设5b的结果表明,这一影响是通过同时加快具体词的衰减度和减缓抽象词的衰减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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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语词语具体程度、音近形近程度和记忆时间交互影响下的平均记忆率

研究假设5b认为,音近形近性能正面影响记忆效果。这一结果重复了研究假设3b和4b所发现的模式——汉字的音形接近性对记忆效果的提升仅仅体现在抽象词方面,而对具体词则产生了负面效应。

研究假设5c认为词的即时记忆效果好于延时记忆效果。这进一步确认了研究假设3c和4c的推测——音近性和形近性的单一影响并不足以抵消抽象性词汇的衰减作用,但二者加和之后则能够对后者加以抗衡,并最终体现为抽象形近音近词的无衰减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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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汉语语境下验证DCT的适用性,并试图开掘汉语中新的要素——音近性和形近性——对记忆效果的影响。

研究通过实验1和实验2首先确认了DCT在汉语语境下的适用性:第一,两组实验均支持了具体性优势:汉语具体普通字和具体普通词的记忆效果分别优于抽象普通字和抽象普通词;第二,记忆衰减现象仅出现在汉语普通字中,汉语普通词则没有出现记忆衰退,并且这一结果在此后的实验中反复出现,表明汉语词汇比英语词汇具有更长的衰减周期。


实验3、4、5发现了汉语中音近性和形近性对记忆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验3中具体音近词相对于抽象音近词在即时记忆方面呈现出微弱优势;实验4中具体形近词相对于抽象形近词的延时记忆并无优势;实验5中,具体音近形近词与抽象音近形近词的即时和延时记忆率均未呈现出显著差别。这一结果表明,汉语的音近性和形近性显著影响了记忆效果。这种削减并非以单向方式呈现,而是体现为对具体词汇的负面影响和对抽象词汇的正面影响,从而拉近了在普通词组中出现的“具体性—抽象性”记忆差距。这种差距的缩减在实验3中呈现为具体性优势的弱化,在实验4中呈现为即时具体性优势的消失,而在实验5中,由于音近性和形近性两个要素的双重加持,最终体现为具体性优势的全面消失。

其次,在音近(和/或)形近词与普通词汇的比较中,音近(和/或)形近性与具体性程度在3个实验中均呈显著性交互影响:音近(和/或)形近性在具体词汇中呈现为负面效果,在抽象词汇中则呈现为正面效果。这是一个新的发现。

最后,在记忆衰减方面,在拼音文字语境中普遍发现的记忆衰减现象在汉语语境中要微弱的多。只有实验1的普通汉字呈现出明显的衰减效果;任何形式的具象词汇都没有体现出衰减效果,表明具体性汉语词汇相对拼音文字具有更长的衰减周期。概言之,本研究表明,DCT的具体性优势在汉语语境下是普遍适用的,但记忆衰减规律则受汉语语境特殊性的影响。音近性和形近性作为汉语词汇的特殊性质,与其具体程度产生了交互作用,体现为对具体性词汇的负面影响和对抽象词汇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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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局限 本研究本着在汉语语境下验证双重编码模式的目的,采用与Paivio经典实验相似的实验结构。这保证了实验本身的可比照性,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实验材料的选择可能存在可熟悉程度的差异。实验1和实验2中的普通字和普通词是按照《现代汉语频率词典》进行初选得来的,并对字频和词频加以控制,但实验3~5中的实验词则无法找到词频数据,只能依赖前测结果。这导致实验3~5中的实验材料在熟悉程度上略低于同组实验的普通词。尽管这种差异并不具有显著性,但必须承认其在记忆效果方面可能存在的影响。

第二,本研究控制了词汇的频率在中、高频词段。而先前汉语语境下的DCT研究中,词频和具体程度对词的辨识具有显著的交互影响。尽管张钦等人的研究仅针对词的辨识而非记忆,但也提出了汉语词频对认知过程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结论只能局限在汉语中、高频词段,不能声称对低频词段的推衍性。

最后,受研究方法的限制,本文对很多发现不能提供机制性的解释,而只能基于理论提供推断。尽管有些推论能够在先前学者的研究中得到间接证实,但后续研究当通过心理生理学等研究方法,对此加以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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