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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 晚明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带给当时的绘画怎样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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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4-2017 12:4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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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在天津博物馆结束的“晚明绘画作品展”打破了地域限制,将目光集中在明代万历到崇祯(1573—1644)——晚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对馆藏这一时期60余幅绘画精品的陈列努力为观众勾勒出晚明绘画的基本面貌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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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结束的“晚明绘画作品展

历史上通常将明代万历到崇祯这一时期称为“晚明”。晚明时期,政治上朝政不修和官场乱相并存的同时,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表现出空前繁荣发展的特点,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使思想界出现了一股发展人的“自然之性”,以“情”反“理”和“独抒性灵”的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这复杂的社会背景中,中国绘画创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中国绘画历经数千年不断继承、演变的发展,加之蕴含其中的深刻思想内容,成为传统艺术门类中最为独特的部分。天津博物馆经过数十年来征集、购买及接受社会捐赠等方式不断完善中国绘画收藏,形成时间跨度从宋迄清的丰富古代绘画藏品,其中以明清两代绘画藏品体系最为完整,几乎涵盖当时各主要画派、画家作品。因此,天津博物馆近年来围绕这一藏品优势,通过“寄情画境——馆藏明清绘画陈列”、“江南双盛——馆藏金陵、新安画派作品联展”、“笔墨真趣——清代‘四王’绘画作品特展”、“见‘怪’非怪——馆藏‘扬州画派’精品展”、“海上风华——馆藏‘海派’绘画作品展”等系列展览将明清主要地域性绘画流派进行了大致地梳理,在业界和广大观众间取得了良好的口碑。2016年的“晚明绘画作品展”则打破了地域限制,将目光集中在明代万历到崇祯(1573—1644)——晚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对馆藏这一时期60余幅绘画精品的陈列努力为观众勾勒出晚明绘画的基本面貌与特征。


与明代早期“浙派”、中期“吴门”几乎独据画坛的一枝独秀不同,晚明时期的绘画呈现出地域性绘画流派并存的特点。苏州地区画家延续“吴门”传统而有所变化;突出文人画特点的“松江画派”异军突起,有后来居上之势;“武林画派”则将文人画的笔墨与职业画家注重的形式有机结合,雅俗共赏,为人所重。

晚明绘画的更大成绩在于,山水、花鸟、人物画各科均有新的发展和成就。“松江画派”的董其昌通过绘画实践和理论使勃兴自元代的文人山水画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充实;徐渭用直抒胸臆的情绪表达和宣泄,创作出纵逸恣肆的水墨大写意花卉;陈洪绶笔下夸张变形的人物,以超凡脱俗的形象和高蹈出尘的精神内涵为画坛增添了亮色。以这三位艺术家为代表的晚明绘画诸家,通过各自的探索,共同塑造了丰富多变的晚明画坛,并深刻地影响了清代甚至近代中国画的创作与发展。天津博物馆此次展览即以山水、花鸟、人物为题分为三个单元对作品进行展示,以下分别加以介绍。

山水画

在山水画单元中,展览突出这一时期的山水画创作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的特点,主要通过对“吴门”、“松江画派”、“武林画派”等绘画流派的作品展示组织展品,同也展出了一些未归入某一画派,但取得重要成就的画家作品。

苏州自明代中期以来成为画坛中心。晚明时期,随着沈周、文征明及其弟子的先后谢世,陈陈相因的绘画成规使苏州画坛逐渐失去活力,“吴门画派”渐趋沉寂。然而苏州作为当时重要工商业集散地和引领风气潮流的都会,加之此地深厚的文化积淀,绘画日益成为一类重要的文化消费品,绘画传统得到了延续和发展。虽再无文沈一样的画坛领袖出现,但这里仍集聚着一批画家,侯懋功、钱贡等多继承文、沈的画法与画意;以张宏为代表的职业画家在风格与画旨上与明中期的“吴门”已产生差异;卞文瑜的风格、笔法则更接近同时的“松江画派”;可见晚明“吴门”山水画面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吴门”画派逐渐失去活力之时,活跃在今日上海地区的画家群体代之而起。以董其昌为代表的“华亭派”,以赵左为首的“苏松派”和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都以仿古为尚,注重笔墨韵致,因三人籍贯均属松江府,故画史统称为“松江画派”。其中以董其昌对当时及后世山水画创作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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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疏林远岫图 轴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擅长绘画并精于书法,同时还是一位卓越的书画收藏和鉴赏家。他在遍览诸多古代名迹的基础上以五代董源、巨然和元四家为宗,学习和创作书画。他的绘画风格安闲温和、恬淡洒脱,崇尚生、拙、真、淡的笔墨趣味。在进行绘画和书法创作的同时董其昌在绘画鉴赏、画史和绘画理论上多有著述,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著作存世。他在绘画理论上最重要的论述是以佛教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倡导“南北宗”论,并提出的一系列文人画理论,为之后的文人画树立了范式。总而言之,董其昌的绘画成就和理论是中国文人画合规律发展的结果,标志文人山水画的新阶段,对明末,尤其清代画坛影响深远。

董其昌的山水画往往不具自然空间效果,作品呈现出高度抽象和符号化的特征,自然山水为笔墨服务。此次展出的《疏林远岫图》是作者79岁时所绘,属于晚年作品。画面以一河两岸式构图布局,山峦、坡石、丛树均用线条勾皴而不以水墨渲染。中锋用笔舒缓,笔力圆厚重拙。虽画房舍,但不着一人,作品呈现出萧散、空灵的境界。笔墨优雅虚合,意境荒率天真,无丝毫尘俗烟火之气,这正是董其昌所极力追求的艺术效果。画作透露着平淡优雅,从容不迫的创作态度,对山水自然形态的表现已退居于对文人所向往的恬淡幽静的意境营造之后。也正是这种特征使董其昌的绘画曲高和寡,为少数文人欣赏的同时,当时真正临学者反而不多,即使同属“松江画派”的赵左、沈世充的绘画风格与笔墨形式也与他有较大不同。赵、沈二人作品以淡墨渲染见长,呈现出湿润松秀的艺术效果,画面多具空间感,这些特点在展览中也通过他们各自的作品予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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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蓝瑛 松萝晚翠图 轴


以蓝瑛为代表的杭州地区画家因杭州别称武林,而被称为“武林华派”。蓝瑛(1585—1664后尚在)字田叔,号蜨叟,晚年号石头陀,是晚明时期成绩突出、各科兼能的一位职业画家。他早年曾游学松江,请益于孙克弘、董其昌、陈继儒等前辈画家,并有机会观摩到他们收藏的古代绘画珍品,得以遍临诸家,熟悉宋元各家的绘画语汇,兼容并蓄画艺精进,广采各家之长形成了功力深厚,笔墨松动,画面空间感强烈的个人面貌。蓝瑛自成一格的画风吸引了刘度、冯仙湜等一批浙江籍画家从其学画,他的子孙也多继承其画法。

晚明时期,还有一些未能归入某派的山水画家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在展览中这些画家的作品被集中展示。项圣谟兼取宋元之长,创作严谨,画意上注重对社会变迁、民间疾苦的表达;吴彬的作品以构图繁缛、笔法周密见长;丁云鹏笔墨凝重、繁复;黄道周、杨文骢等官员的绘画创作也丰富了晚明山水画的风格与面貌。

花鸟画

总体而论,晚明时期的花鸟画创作更多的受到明中期陈道复等吴门画家的影响,水墨写意花鸟画日趋成熟,展览选取十余位画家的花鸟画作品,展示这一时期花鸟画的特点。其中周之冕以兼工带写的笔法描绘花鸟,形态妍雅,号称“勾花点叶派”;陈继儒以书法笔意写梅花,笔法潇洒沉着,呈出凌寒而不凋的梅花独有的孤高、清逸的内涵;项圣谟的花鸟作品同样表现出他对时事的关注。但此时期花鸟画领域最耀眼的成就非徐渭水墨写意画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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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徐渭 竹石水仙图 轴


徐渭(1521—1593),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字文长,号天池、青藤老人等。他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戏曲家、书画家,以水墨写意花卉著称于世。徐渭一生命运跌宕起伏,生活的困顿和政治上的失意使他一度疯癫。潦倒、愤懑的生活造就了徐渭绘画艺术的独有品格,在他的笔下花草竹石都被赋予了狂放不羁的强烈主观色彩。绘画形式上标新立异、不拘一格,笔墨淋漓酣畅,意态恣肆放纵。他将文人画重才情、思想的特质和水墨大写意的技法用最极端的方法融为一体,为明清大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引领了方向。《竹石水仙图》是天津博物馆收藏徐渭作品,作者以湿墨大笔触染绘石,水墨晕染的浓淡效果表现出湖石的质感与苔痕,更巧妙的在石块墨色的缝隙间以双钩留白写水仙的花叶,自然传神而富有意趣。淡墨细笔画几杆翠竹,掩映于石畔,作品风格清丽,是徐渭画作中较为精致、优雅的作品。

人物画

以文人画为主导的明代画坛,人物画呈衰落之势,但在晚明时期出现了人物画创作的小高潮,此次展览也将人物画单独列出成为单元组织展品。这一时期的人物无论题材、风格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以尤求、李仕达为代表的苏州画家,继承吴门绘画优雅闲适的笔墨情调,绘画历史故事、岁时节庆为主题的作品,为世俗题材的创作注入了新风。吴彬、丁云鹏在道释题材作品的取材立意和绘画风格上创造了新意,在他们笔下造像程式化的倾向非常少见,佛道神仙的形象已不是供信徒顶礼膜拜的偶像,而呈现出的是个性鲜明的“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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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曾鲸 王时敏小像 轴

肖像画家曾鲸创造出“墨骨法”,形成“波臣派”,对后世肖像画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展出的《王时敏小像图》为我们呈现了著名画家王时敏25岁时飘逸儒雅的形象。而在晚明时期人物画创作中取得最为突出成就的则是陈洪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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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陈洪绶 蕉林酌酒图 轴

陈洪绶(1598—1652),字章侯,号老莲,浙江诸暨人。早年曾随蓝瑛学画,明末曾入内府临摹历代帝王图像,得以观摩历代绘画。入清后一度剃发为僧,后以卖画为生,曾参与版画创作。陈洪绶以人物画见长,他的人物画临习古人而不拘成法,在长期绘画实践和版画创作中形成了人物画形象夸张奇古,线条沉着劲炼,色调清雅,风格雄健而重精神内涵的绘画面貌。绘画题材以历史故事、文人高士生活为主。《蕉林酌酒图》是陈洪绶晚年人物画代表之作。画面描绘了高士于园中饮酒把玩的情境。人物形象夸张脱俗,衣纹运笔圆转,线条细劲流畅,画法、格调上溯晋人,与顾恺之传世《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等作品的线描画法颇相类。作者更通过细致精微的线描将不同身份人物的神情举止描摹得生动传神,饮酒的长者高古闲适,若有所思;温酒浣花的侍女动作柔美,神情专注。全图勾线染色不用皴法,充分反映了中国画的线条美。湖石、芭蕉等景物造型高古,富于装饰趣味。高士题材在陈洪绶晚年绘画中较多,其中蕴涵的精神气质正是入清后,作为遗民的画家高蹈出尘、不与俗世合流的内心世界的写照。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论陈洪绶“画人物,躯干伟岸,衣纹清圆细劲,兼有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吴生法,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唐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陈洪绶继承中国人物画优良传统,以高超的线描技法创造出夸张而古意盎然、磊落鲜明的人物形象为晚明,乃至明代的人物画创作画上了完满的句号,其影响直至近代,是晚明画坛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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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博物馆结束的“晚明绘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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