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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 如何“因材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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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5-2017 02:53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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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彬:

罗老师,您好,很高兴您愿意接受访谈。《学术月刊》的访谈旨在梳理知名学者的学思历程,帮助读者把握该学者的问题意识、核心观点、方法论等,从而整体性地理解该学者。首先,请先谈谈您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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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教授

罗志田:

我可能要让贵刊失望了。我其实就是考上大学后要找工作(当年叫“参加革命”),有幸到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毕业分配到四川师范学院(后改名大学)历史系工作,就这样“走上学术道路”了。

张洪彬:

据说您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请问文学修养对您的史学研究有什么影响?您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是受文学影响,还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


罗志田:

我们考大学时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那时填志愿主要不考虑兴趣,而是看什么可能考上。我在此前实际只上过不到一年的中学就“停课闹革命”了,后来虽然也有短暂的“复课闹革命”,其实仍是不念书的。这样的水准,只能选门槛最低的学校和科目。我填的第一志愿是成都师范学校的语文高师班,就是中专办的大专班。第二志愿是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三志愿感觉需要改改专业了,就填了四川大学历史系。后来是重点大学先入场,以成绩录取。我侥幸考了还不错的分数,就被川大历史系录取了。所以不敢冒充说早年的兴趣在文学,这样可能会被文学领域的人笑话。

至于行文方式,可以肯定既不是“受文学影响”,也不是“出于某种特定的史观”,大概就是自然形成的。部分可能因为前些年各学刊都把字数限得很低,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间会尽量压缩文字。所以我常对学生说,我文中每一个字都有意思。可能养成习惯了,所以形成了您所说“颇具特色的行文方式”,记得陆扬老师就感觉我的学术表述压缩得很厉害(大意)。

张洪彬:

在您的学术成长过程中,在国内对您影响最大的可能是四川大学。在1987年在赴美留学之前,您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可否为我们讲述一下四川大学的史学传统对您的影响?

罗志田:

可能因为贵刊过去采访的都是“知名学者”,所以提问的立意较高。我在留学前真不能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法”,现在也只能说是有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不敢说有什么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我对史学的理解和认识,的确是在四川大学奠基的。

结合今日的后见之明和当时的感受,我感觉川大老师的思路很开阔,那时“文化大革命”还不算完全结束,思想和学术都有不少禁忌甚或“禁区”,而川大就有老师把钱穆的《国史大纲》列入参考书了。同时教外国史的老师旧学修养相当深厚,也是一个特色。例如指导我最多的顾学稼老师,毕业于美国名校(伯克利加州大学),或因有家学渊源,中国文史修养恐怕还超过一些教中国史的老师。在这样的学风熏陶下,或许学生的眼光会更通达一些。


川大的史学传统,据说一是重史料,二是重工具。前者更多是听说的(有老师说,那时中国社科院的历史研究所里,约有三分之一是北大毕业的,三分之一是川大毕业的,其余三分之一来自各大学。北大毕业的思想灵活,而川大毕业的史料扎实),后者我有亲身感受(我们同时毕业的同学考外校研究生,不论考什么专业,古汉语和外语成绩都非常好)。

川大历史系的另一个特点,可能是看重表述能力。1950年后,各大学一般都由名家任系主任,但真正管事的是党总支领导下的类似系秘书一类的中青年老师,这些人中不少后来担任了副系主任。川大历史系长期是徐中舒先生任系主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管事的是柯建中老师(“文革”前仅是讲师)。柯老师文史兼修,读书极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深厚,文采也非常好。可能因为是他长期主事,留校的老师大多非常能说(至少中国史如此),上课很吸引人。更老一辈中,缪钺先生也是特别讲究表述的老师。这样的潜移默化,会影响很多学生,尽管我在这方面没有得到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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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洪彬:

在美国留学七年,您想必对西方中国学界甚为了解,但从您的著作来看,您对西方史学界、中国学界的问题意识、术语、解释框架等似乎着墨不多。不知这样的观察是否贴切?可否谈谈您在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上的倾向和取舍?


罗志田:

在美国那些年的学习对我的提高非常大,真正是获益匪浅。当然,我不觉得要说话写文章都像外国人,才算是在外国念了书。我比较赞同史无定法的主张,就像我对史料不太区分什么第一手、第二手一样(通常的区分都是基于史料的产生和存留,我以为最适合研究题目的史料,就是第一手史料,而不必考虑其出身。史料的形成及其保存和流通的经历都非常重要,但不一定体现在可用次序上),我也不太区分什么中国本土史学与西方史学传统,任何能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说明历史的方式方法,都可以借鉴,不必问其出身。到目前为止,我做的都是具体的研究,确实很少涉及到“术语和解释框架”等相对虚悬而高远的面相。至于“问题意识”,我在中国和美国念书时都没听说过(不是客气),所以除非在上历史方法课的时候,一般不敢高攀。

张洪彬:

您治史三十多年,不仅著作等身,还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学生,可否请您谈谈,选择和培养学生,您最看重他(她)什么特质?先天禀赋是否重要?您如何对学生开展史学训练?会特别注重训练哪些方面的能力?

罗志田:

如果我真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那都是学生本身够优秀。这不是客气话,现在的计划教育取向,本身优秀的学生都不一定能表现优秀,遑论其余。

前段时间接受山东大学研究生的采访,也问到类似的问题,这次回答与其相近。我招收的学生不算多,博士生平均一年一人左右,硕士生更少一些。史学是一门很辛苦的学问,不“合适”的人很难做好,所以招生确实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现在讲究学术正确(套用美国“政治正确”的说法),老师可不敢说“看重”考生的什么特质。具体的要求,首先当然要通过大家都一样的笔试。口试的时候指导老师稍有些主动,不过现在也不容易了。如我们四川大学贯彻上级指示,博士招生面试一次要十位正教授同时出席,整个过程还要录像,至少录音。这举措据说是为了保护学生,却把老师当成犯罪嫌疑人,很能体现大学老师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形象。且这样口试效果未必好,因为考生忽然面对十位教授的大阵仗,自己先就紧张起来,善读书的临场发挥未必佳,善发挥的读书又不一定好(天才除外)。

在以前的口试中,我希望了解考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也就是看学生对未来学习的预设是不是在我力所能及的领域。这不是说客气话,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有时任务还较离谱,例如规定学生读书期间要在特定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现在各学校的教育取向不一,有的相当趋新,有的又比较“保守”。我对研究的领域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只能在我擅长或足以应对的领域里招生。简言之,在各式各样的限制之下,老师和学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起码要有一些共同之处,多多益善。如果一开始师生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三四年。老师只是增添痛苦,学生就吃亏太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术成长。


至于先天禀赋,对从事史学研究而言,有没有天赋一定是有差别的。若有特定方面的天赋,会比普通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和目标,都是要使没有某方面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训练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若天赋大体相当,更能看出训练的差异。

我对学生的要求以严格著称,首先体现在阅读量大,有学生背后甚至用“恐怖”来形容;另外就是谈话时直来直去,不留面子,有时可能还语中带刺,让爱面子的学生很不舒服。过去自以为这是对他们好。2008年的汶川地震,十万人瞬间离去,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未必人人都愿意为成长而痛苦,此后开始放松。不过坦白告诉您,至少对学术成长而言,效果并不好(有位在台湾教书的朋友,也是因严格而让学生不满,后来就放松了。他也告诉我,学生的“出息”也从此同比下降)。所以这真是两难。

我知道现在提倡学外国,对学生要永远鼓励赞扬。但外国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没有的文化和社会背景,所以这样做是不是真有利于学生成长,我有些怀疑。尽管如此,也在尽量学着做。

具体到我对学生的训练,理论上我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即让学生能发挥其长处,而尽量弥补其短处。这话易说不易做,成功时彼此都很愉快,但不少时候也会有痛苦,尤其是在指出并纠正学生缺点的时候。这恐怕是老问题了。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据说朱子就是这样教书的。昔年胡大时(季随)从朱子学《孟子》,日问其一条,季随以所见解之。朱子总以为非,说他读书卤莽不思。胡“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大概朱子对愤悱的要求太高,让胡季随得了抑郁症。陆九渊就以为,像这种简单的内容,不妨“早说于他”。

以前我教学生,会更多指出哪些不对和不能做,希望能借此诱导其“自得之”,逐步走上正确道路。后来发现这样总让学生感觉没做好,总在受打击,显得过于严苛,也常使他们产生郁闷之感(对此我深感抱歉)。后也曾改为陆九渊式的正面引导,即直接说出某题可以怎么做,怎么做更好,怎么做最好。希望给出由近及远的选项,让学生择其性所近者而从之。结果似也不理想,可能是学生尚未至愤悱之时,老师就主动提供了选项(因为怕迟了会产生抑郁)。有学生就表示:老师说的似乎都很好,但所说最低的要求也可能太好,我们做不到。可知教书不容易,左右都难逢源。

我的理解,所谓“因材施教”,不能因学生程度不高就授之以低;在进行诱导时,也不能完全将就其实际程度,最少要在其实际程度前面一点点——既给人以希望,而又不“道破”。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型”,非常难做到,只能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了。


由于是“因材施教”,所以我不会抽象地特别注重训练某些方面的能力。不过我比较注意提高学生的书面和口头表述能力,而且要在单位时间或字数里表出自己最想要表达的意思,并提出依据证明之。因为现在刊物对论文大致都有篇幅的规定,而所有的学术会议也都规定发言的时间。我上讨论课,就把这方面的训练当作一个主要目标,引导学生习惯于最先说出最主要的,然后说出次主要的,并证明其所说是重要的,不重要的就不说。我们现在求职,不也需要在几分钟内说明自己,证明自己,并“售出”自己吗?

张洪彬:

许多学者在积累多年之后,往往都希望撇开具体的个案研究,就一些宏大的议题做出整体性的思考。自然,也唯有资深学者才能驾驭得了。这里想打听一下,您是否有这样的计划或打算?接下来打算开展什么研究?

罗志田:

我过去多做具体的个案研究,也会整体性地思考一些较大的议题。因为对一个时代的历史没有框架性的思考和把握,具体的个案是没法研究的。现在并不打算“撇开”具体的研究,但确如您所说,可能要尝试把有些长期思考和探索的较大题目先写出来。实际上这几年写书的时间已多于写论文,最近因偶然的原因写到了梁漱溟和东西文化,仍是您说的具体个案一类,大概是一本书的篇幅。同时也在写另几本书,一本是关于辛亥革命如何发展出来的,一本是关于近代中国对革命的憧憬,一本是关于经典在近代的淡出。其余有半稿以上的还有几本,慢慢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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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15-2017 05:25 AM 来自美国米群网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弱弱求offer帖子好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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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1-16-2017 10:22 PM 来自美国米群网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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