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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从故乡走丢的人,走上了“再造故乡”道路:寻找返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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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7-2017 09:20 AM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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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新移民带着乡愁或乡怨,离开都市,回到了家乡。继2015年的春节,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掀起了无数反思与讨论。与此同时,每年春节必然出现的类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的爆款话题则暴露出了另一种精神结构: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能指,所抒发的城市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对家乡的鄙弃。然而,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将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并试图呈现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

澎湃新闻春节期间诚邀乡建实践者,书写他们的“离乡”与“归乡”之路,他们所归的并非自己的故乡,而是一条这个时代的“归乡之路”。本文的作者北渔在1980年代出生于湖北襄阳。2011年大学毕业后,南去厦门市工作一年,后北上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三年,现为天津师范大学研究生,同时兼职于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

我曾在日记里写到:“如果一个人长到二十多岁还待在村庄,那他这一辈子就不会离开了”。事实上,我还是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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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城市去


过完年的正月十二号,妹妹结婚。两天后,门前的花炮碎屑还显示着喜庆未褪时,我已经怀揣着一张车票离开了。对于一个已经毕业的人来说,长久待在村子里会遭到乡邻异样的眼光,背后小声议论,这娃儿肯定是有毛病吧,没毛病待在家里做啥。确实,地不会种,农村里又没有其他你能干的,难道天天吃白饭?

我去了厦门,一是舅舅家在那儿打工,刚去好歹有个落脚的地方,二是大学寒假来过这里,觉得环境很好。坐20多个小时的硬座,到了厦门已经是转天凌晨。在车站挨到天亮,又按表弟的吩咐,到了海沧区的一个城中村。他刚下夜班,把我带到出租屋里。

初来乍到,每天吃饭和外出交通都是一笔不小的花销,兜里本来就不多的钱越来越少。于是,干脆和表弟挤在一块儿。这个屋子不过十多平米,是表弟和他的一个亲戚合租的,除了床铺,墙边放点行李杂物就堆满了。我说等找到工作了就搬出去,结果厚着脸皮挨过一天又一天。床本来就不大,三个人睡连翻身都困难,我每天晚上躺在那儿用衣服枕着头,脑子里除了疲惫,还会闪现对这个城市的一点新鲜印象。后来想想,赖着不走,其实更多的是想在陌生的城市里寻到一点亲情和安全感。好在,他们也没说什么。

我每天所做的就是去市里跑招聘市场,回来的早就在周边转转。这里是典型的城中村,村子之所以发达起来,全靠公路对面的一大片工业区。庞大的工业区多规划为方形,一个方形就是一家工厂,电子厂、轮胎厂、模具厂、轻工厂、家具厂、制药厂,应有尽有。从外边看,布置的干净漂亮,宽阔的草坪,矗立的大石头,有的还有健身器材。但里边往往机器轰鸣,有的车间还没靠近,就有一股刺鼻的味道追上来。

工业区容纳很多外地人就业,这些人还要吃穿住用,怎么解决?马路对面的村子就成了生活区。本来这个村子还是以红砖古厝闻名的,这些老房子多为早年的归国华侨所建,从单个的院落到整个村落布局,细微到墙面、房檐的雕饰,都是极具文化内涵的。但因为现实需求和利益驱动,如今拆的寥寥无几,全部换成七八层高、每层有几十个房间的现代公寓。并且要建筑面积最大化,整个村子布局变得杂乱无序,在路上走,突然感觉水滴砸在头上,一抬头,看到的或是新晾的衣服或是刚洗的拖把。村里的唯一一条主路变成了街道,连通生活区和工业区。街道两边挤着各种店面和小摊位,卖衣服的、电子产品的最多,还有游戏厅、小餐馆、杂货铺等等,基本可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员所需。伴随着震天响的音乐和店主没睡醒的面孔,匆匆行走的年轻人穿着工服,有的沉闷地吸着烟往出租屋走去;有的拿着豆浆和饼子,三三两两穿过马路,往工业区上班。


还有一个令人气恼的问题,村里本来就巷子多,刚来的时候常常迷路,可就是在好多巷子里“长”满了等生意做的女人。这大概是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不愿意提及的地方。我起初带着很深的厌恶和惊恐,可后来在我的住处周围,仍然有很多。她们聚集在大榕树下说笑,她们给家里人打电话,为了钱的事情大声争吵,村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学回来的孩子蹦蹦跳跳地路过,完事后裤子还没来得及提好的男人跟在女孩儿后边去结账... ...

慢慢地,我在这里看到了更多,身上葆有的从学生时代携着的清高与无知,蜕变成了理解和同情。嫖客、妓女、赌徒、乞丐、劫匪、小商小贩、拾垃圾的人,我一个穷学生,我们都是从乡下移过来的小草,从一个底层到了另一个底层。底层是为了什么?第一为生存。

过了一周,我在市里找到一份工作。说是用新理念教初学儿童,但先要接受三个月的培训,培训期间不管食宿。当时的同事多为集美大学或者漳州师范的毕业生,单纯,有热情。可后来,大家察觉希望不大,一个月后聚了次餐,就有人陆陆续续走了。我坚持了两个月,直到公司迁往泉州。

第一份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其他人多回乡考教师编制,我也重新考虑自己的路。

他们都走出村庄了,混得好或不好都不愿再回来

五一假期前,我回到老家,前后待了一周多。这次回来,主要是拣点常用的书和衣服,再出去找个工作,或许就不常回来了。

这个季节雨多,杂草疯长,挤得沟沟坎坎到处都是。楸树开着紫花,很漂亮。房前屋后种的都是槐树,枝头挂满白亮亮的槐花,香气传到很远。如果有心欣赏风景,真的很不错。就是农村太孤寂了,除了几声鸟叫和狗吠,几乎听不到人声。孩子去学校念书,青壮年外出打工,只有腿脚不灵便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口。我看到满疯子在路上晃荡,自言自语。他的老母亲刚刚去世,之前给他买酒都会来我家兑点井水,使儿子喝的慢一点。

走之前的一天,我和父母去地里干活,看见河滩上有人在挖芦苇根。我说不好吧,苇根是护坡的,防止水土流失。母亲说,这两年有人收苇根当药材,很多人挖,你看大堤两边哪儿还见得到苇子,河坡里也快被挖光了。我很惊讶。走过去和那人搭话,他是邻村的老人。我说,这芦苇是护坡的呀。他木木然地回答,知道呀。我又问,他说卖给贩子也才两毛钱一斤,赚个油盐钱。再说了,河里现在不也没得啥水了吗......


谁说不是呢。以前村外的这条河流很干净,是我们童年的乐园。河岸是白细的沙滩,是大片的芦苇荡,每年春夏,大量的鸟儿在这里栖息。短短十几年过去,河流变得干瘪,没有一点生机。随着上游截流和各种调水工程,冬天河床基本干枯,连夏季雨水丰沛期也不过齐腰深。好几个沙场建了起来,机器日夜轰鸣,重机械的履带碾压田地,穿过村庄。开发者在河岸建起了办公用房,房屋外边堆满了庆功宴后丢下的一次性塑料薄膜,一次性餐具,花花绿绿的塑料袋,烟盒、纸壳、酒瓶子... ...

放眼望去,地里的庄稼基本就是麦子和油菜,秋季换种一茬玉米和花生。为了图省事,好收割、好管理,以前会种上一点的豆类、红薯、高粱、芝麻都不见了,大约它们是属于那种老祖母似的慢腾腾的庄稼。有了农药、化肥、除草剂、播种机、收割机等等,农民现在并不需要常常到地里干活;况且村里能干重活的农民也没多少了。

全子是一个比我大三岁的男孩。他的父亲因为家贫娶不起老婆,年过半百捡了一个疯子,生下小全。母亲过早离世,父亲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又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前几天,他的父亲过世,埋葬以后,我看到几个人正往他的一辆小货车上搬旧家具,包括电视、电扇、破桌椅,还有简单的炊具等等。我问自己的母亲,他搬走就再不回来了吗?母亲说,他爹死了,这儿几间破房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呆在这儿吃啥喝啥?

想想看,在村庄里长大的孩子最终都是要走出去的。那些比自己大几岁的哥哥姐姐或者伙伴,我很清晰地记得他们小时候到处乱跑的身影,可是有一天想起来,忽然发现他们都不见了。是的,他们都走出村庄了,去城里读书、当兵或者打工,还有的在外边四处游荡,但就是不在村庄了。在外边即使混的不好或者混不下去了,他们也不愿回去,因为即使回来了,单调、贫瘠的农村又能够给予他们什么呢?

而我,也要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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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艰难日子


回到城市,除了找工作,还去市图办了一张借阅卡。

人才市场每周举办两次招聘会,动静很大,可是需要的多是技术工。偶尔有编辑职位,也是房产的,光懂点文字派不上用场。但我还是投了不少简历,大胆地和用人单位沟通。我去过企业面试,做文字策划,当时还带过去几篇文章,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了下文。因为销售行业的门槛相对较低,我就去房产公司,结果走到门那儿,看见前台一对男女打情骂俏,男的方脸,有粉刺儿,女的染着发;我自忖一下,赶紧离开了。还有一次是去人寿保险公司,我带着简历,说是没问题就可以上班了。时间还早,我在大楼里转悠,看到墙上的业绩和各种宣传都很好,但是那些口号,说干保险首先就是“丢掉自我”。我转身就走了。刚下楼就后悔起来,这哪里是什么骨气,分明就是无能和怯懦,是小资幻想留存的一点可笑的尊严。

我认定自己不适合做销售之类,就回到老路,找一些培训行业。当时和一个泉州的男生一起找工作,也算是“同病相怜”。我们去过好几家,要么是太远,要么是说你没有工作经验。从楼里出来,我就坐着公交到海边,沿着海滩走啊走,说不上特别悲伤,就是觉得所有的热情,你的骄傲,对城市的想象都破碎在这斑斓的霓虹里。对着大海喊,连个回音都没有。夜深了,还不是得回去睡觉。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朋友返回老家的第二天,我在区政府附近找到一家培训机构。又开始了上班的日子。

业余时间,我一直坚持学习。每周去一次市图书馆,借还书或者听讲座。厦门市图的氛围特别好,我在那儿听过湖北作家曾纪鑫老师的讲座,听过关于林语堂和苏东坡的名家讲座,还看过当地的歌仔戏演出。有一位老先生,很热心的开办写作课,免费发放资料并授课。我当时也报名了,尽管觉得课程实在是乏味极了。在课上认识苏哥,他是本土的厦门人,热爱文学,我们一起去厦大听台湾陈鼓应教授讲授庄老;课后,他冒着倾盆大雨将我送到车站。

日子就在上班和柴米油盐中过去,工资不高,扣除房租、交通费、餐费的钱,所剩寥寥无几。有时候也不免质疑,在农村干点什么好歹还有余钱买自己喜欢的书吧,在这里“月月光”,看不到一丁点希望。身处于时代的裹挟之中,很多不明的微妙的东西往往在买菜做饭和匆忙上班中得以窥探,但是明白了也难以走出。羊毛永远只能出在羊身上,于是,普通人的日常现实又可以转换成这样一句话:你无形中充当了剪羊毛的人,但无形中你又是那一只可怜至极的羊。


直到秋天来了,爽风送走燥热。但我却感到身体不适,持续几天胃疼的难受,应该是作息不规律导致的。有次早上迟到十分钟,被扣了工资不说,还被女老板骂的狗血淋头。蜷缩在公交车上,看着阳光照在大街上的人们,他们都衣着光鲜,从容行路,那么幸福自在;而我自己却像一只被遗弃的狗。当时就是很强烈的有这种感觉。

某天上午上了四节课之后,差点虚脱了。我就跟老板说,我要离职。她说,好。

这之后的两个月,几乎是我在这座城市最为难过的日子。躺在床上,忽然生出幻觉,觉得这是一片木板,正摇摇晃晃地载我到不可知的深渊里去。白天除了吃饭就是看书,或者闷头躺在床上。到了晚上,一个人出来跑步,往荒郊野外跑,边跑边唱着自己胡诌的歌。太寂寞了,我只好和自己说话。

我认识了村里一位退休教师,老头儿独身,住在祖上两百多年的老宅里,屋子外边安上了一整面墙的防盗网,里边很清洁。他心肠好,经常接济年轻人,虽然也被骗过很多次。他让我搬过去住,我婉拒了。有次,他约我去买拐杖,说是送给一个外来务工者,他的腿折了。我跟他穿过巷子,巷子歪七扭八,一条接一条,走到尽头又穿过矮门,一座深宅出现了。这里是什么景象:各种破衣烂衫胡乱地挂在绳上,撩起来,看到几个门上挂着抹布一样的帘子,墙角堆着破瓶子、罐子、缺了腿儿的塑料凳子、掉瓷的茶缸子等等,一股臭味扑过来。老人喊了一声,两个小孩立即闪出来,接着有个中年男子艰难地挪到门口,我赶紧把拐杖递过去。男子憨厚的脸上挤出谢意,既夸张又让人心酸。

这儿的街头讨钱的、招摇撞骗的很不少,也有一些是真正的可怜人。有时出去一趟,能碰到三四个抱着婴儿的父母或者老人,说辞大致差不多。虽然知道是骗子,但见多了,心情也会灰暗下来。还有一些真的是没有双腿或者双臂,裸着触目的伤疤趴在地上,面前是一个音箱和一只碗。音箱里放着大悲咒,梵音如洪钟一般回荡在泥泞的菜市场周围,笼住了鼎沸的人声,有一种非常怪异但又觉得再平常不过的氛围。临近年关时,在街头看到很多人围成一圈,我凑过去,看到有个失去双臂的年轻人,他正用嘴巴叼着毛笔,一笔一划地写字。面前一个硬纸壳,有两行字:我们有家却在流浪,我们没钱却很幸福。——酸楚一下子涌上心头,我丢下十块钱,赶紧挤出人群。

病养好之后,我又干过培训班的工作,还去过服务行业。后来,大学社团的好友告诉我北京有家生态农园招实习生,她暂时去不了,让我试试。正好舅舅前不久回老家包山养羊,力劝我说城里哪儿能挣到钱,还不如回老家做点啥。我想,去北京正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学好了回到老家干。我一直喜欢梭罗,我甚至计划好了像他那样生活、写作,过简朴、自然的生活。


初春离开这里,回头望时,清晨的主街布满油污和没来得及扫走的垃圾,很寂静。我想到余虹在《一个人的百年》里评价他的导师石璞先生,“她活着,不仅活着,而且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

遇到难处时,我读的最多的就是这篇文章,还有无数的俄罗斯文学。

走上乡建的道路,再造一个故乡

到北京后,确实给我打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认识了很多同道中人,他们大都是有志青年,准备学到经验后,回老家从事生态农业。但遗憾的是,我没有学到养羊技术,实习期结束后还转为工作人员,未能如期去舅舅那儿。我给他打电话,舅舅说山里的日子并不好过,有的羊还因为失足掉落山崖。好不容易撑了一年,养的百十只羊还没销路,一半运回老家,低价卖给镇上餐馆了。第二年,他又出去打工了。

工作几年后,我重新考研,到了城里读书。有段时间很纠结,到南方,人家说我是北方人;到了北方,人家又说我是南方人。我为自己的身份不明而焦虑,到图书馆翻了很多地理书,才明白我们那里在南北分界线上。我时常忍不住关注故乡的天气,关注地方的新闻,时常想起村里人的音容笑貌,并尝试着写出来,每次出差路过,都要回去看看。也许这就是乡愁吧,可这情感又不是那么单纯,而是希望和绝望并生,欢乐和苦涩同在,还有迷茫、怀想、伤痛和负罪感。

读书期间,我加入了“爱故乡”团队。这是一家2012年发起成立的公益组织,致力于发现故乡之美,重估乡村价值,传承乡土文化和发扬乡村文明。具体做的事情,包括呼吁青年学生用新的眼光去重新认识乡村,到全国各地寻访扎根故土的爱乡者并予以表彰,建立地方爱故乡工作站,总之,联动有“故乡情怀”的人共同将“乡愁”和“乡恋”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每年夏天,我会和同事们一起实地探访,这些新时代的乡贤们给了我很多鼓舞。就是说,当我还沉溺在微不足道的感叹和哀愁中,已经有这么多人在行动了。从他们身上真的能够看到希望,觉得农村虽然在衰败,但还是有人在坚守,在挽救,在重建。他们身上保存着乡村文化复兴的火种。

去年到雅安拜访裴体文老师,他一辈子吃了很多苦,但一直苦中作乐,传承地方芦山花灯戏,使其成功评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业余时间,他还带徒弟、办演出,并搜集整理了几十万字的资料。年底的爱故乡大会上,我遇到襄阳的运建立阿姨和拾穗者团队的李秀桦老师,运阿姨七十多岁了还拖着病体到处呼吁保护汉江,因为那是我们的母亲河。拾穗者是一家民间环保组织,十年来自掏腰包,坚持走向田野,守望乡土。一曲《汉江谣》使我思绪飘回故乡,飘回村庄......其实自己好多亲戚都在那片故土上生活,有的在城里摆摊过日子,有的在乡下种几亩薄地,有的外出打工但过年依然不远千里奔赴家乡。


在走访和探讨的过程中,我也会有一些困惑。很多新乡贤所开创的事业都需要接替者,民间公益机构面临着资金和人才的问题,但在农村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这些现实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有一些优秀的知识青年运用所学专业,返回故乡,或做生态农业,或做乡村规划,或做电商平台,自己给自己创造了工作,开辟了道路。但另一方面,那些本土农民和进城务工而经过消费文化与城市文明熏陶刺激的“农N代”们——这些农村的主体——如何完成自身的认识和回归。如果他们不在场,任凭汹涌的资本下乡,土地流转,造楼建厂,那么,未来的农村还存在吗,又是谁的农村?

听过贵州的一位农民发问:我们不想回到家乡吗?如果粮食一亩地能收入一万,谁不愿意回去呢!学者李昌平做过调查,从1990年到2006年,26年间,玉米的收购价格只上涨了3倍,城市房产价格却上涨了500—1000倍。另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显示,“近年平均每天消失20个行政村,每年消失7000多个”。这是多么令人惊骇的数据。目前所提倡的美丽乡村建设或者项目示范点,多是挑一些有资源有潜力的村庄,那些偏僻的被人遗忘的村庄,却在无可挽回地消亡。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有各种各样的城市病。面对着共同的问题,谁也无法拔起自己的头发脱离地球。既然如此,怎么办?我想,每个人,只有将个人的一己悲欢投入到时代中来,才能谋求改变。

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冬去春来,万物都在革旧出新。旧的故乡当然回不去了,我们要修复、重组或者再造一个故乡。那么,这个新的故乡在哪里,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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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27-2017 11:59 AM 来自美国米群网手机版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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